
2026年2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这笔巨资下的首批项目,三个总价值约360亿美元的大型工程正式启动。 仅仅三天后,2月20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结果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大规模关税的做法违法。
就在外界以为日本可以松一口气时,日本政府却在第二天明确表示:对美投资计划将继续推进,不会受到法院裁决影响。 这一系列事件,将东亚两个重要盟友——日本和韩国,推向了完全不同的外交岔路口。
2025年7月,特朗普政府与日本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 根据协议,美国同意将针对日本商品的“对等关税”从25%降至15%,而日本则承诺在2029年1月之前,通过直接投资、贷款或国家担保等方式,向美国投资总计5500亿美元。 这笔钱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12%。 协议还设置了严格的履约机制:一旦美方选定的项目确定,日本有45个工作日启动资金投入。 如果日本拒绝资助某个项目,美国可以收回某些收益,甚至将关税重新调回25%。
展开剩余84%2026年2月17日公布的首批三个项目,正是这一协议下的产物。 它们包括位于俄亥俄州的一座价值约330亿美元的天然气发电厂,由日本软银集团旗下的SB Energy运营;位于得克萨斯州的一座价值21亿美元的深水原油出口设施;以及位于佐治亚州的一座价值约6亿美元的人造工业金刚石工厂。 特朗普在宣布时直言不讳地表示:“这些项目的规模如此之大,如果没有‘关税’这个极其特殊的词,就不可能实现。 ”
这笔交易对日本而言,代价极为高昂。 根据协议条款,在项目运营初期,美日双方以50:50的比例分享利润。 一旦日本收回了初始的投资成本,利润分配比例将发生根本性逆转,变为美国拿走90%,日本仅得10%。 这种条款被一些分析人士视为脱离了常规的商业投资逻辑。 让日本企业界担忧的是,将如此巨额的资金投向海外,可能导致日本本土面临产业空心化的风险。 尽管国内存在反对声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仍计划于2026年3月19日访问美国,与特朗普会晤。
日本政府官员将这笔5500亿美元的投资定位为日美在经济与安全领域合作的核心内容,旨在进一步巩固同盟关系。 即便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关税违法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仍在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电话会谈中确认,将维持基于日美协定的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 日本方面的解释是,这些投资对日本经济增长和“国家经济安全”至关重要。
与日本的“爽快”履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的犹豫和拖延。 同样是在2025年7月,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特朗普达成了类似的协议框架。 韩国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并购买10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产品,以换取美国将韩国商品的关税从25%降至15%。 然而,与日本不同,这项协议在韩国国内引发了巨大争议。
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份“屈辱外交”,指责韩国在条款上吃了大亏。 尽管李在明政府推动执政党在2025年11月提交了《对美投资特别法案》,但该法案在国会陷入僵局。 执政党称这仅是谅解备忘录,无需国会批准;而在野党则坚持认为,如此巨额的承诺性质上等同于国家条约,必须经过国会批准。 法案的搁置激怒了特朗普。
2026年1月26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批评韩国国会未批准该法案,并宣布将把对韩关税从15%重新上调至25%。 这一威胁直接打击了韩国经济的命脉,因为汽车产业占据了韩国对美出口总额的27%。 消息传出后,现代汽车股价应声下跌超过4%。
面对美国的压力,韩国政府的反应颇为耐人寻味。 青瓦台发言人当时表示,美国政府并未正式通知韩方相关内容。 随后,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金正官紧急飞往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谈判,但未能达成妥协。 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公开表示,35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计划不太可能在2026年上半年落地,理由是韩元汇率走弱、项目遴选耗时等因素。
韩国学者指出,如果此时急于满足美国的要求,韩国恐怕无法保证美方不会提出更多的要求。 拖延一点,反而是韩国重新审视这份不平衡协议的机会。 现代汽车总裁金星容在2026年2月24日警告称,如果25%的关税得以实施,韩国企业的竞争力必然会受到削弱,而此时整个行业正处于向电动汽车转型的关键时期。
韩国的拖延策略,似乎意外地等来了一个转机。 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动摇了特朗普关税大棒的法律基础。 尽管特朗普随即启用了其他法律条款宣布加征新关税,但其最得力的武器之一暂时被削弱了。
就在韩国与美国就投资承诺僵持不下之际,李在明政府的外交重心出现了明显转向。 2026年1月4日至7日,李在明将中国作为其新年首访的目的地,这也是韩国总统时隔6年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随行的是一支由200多名韩国顶尖企业家组成的庞大经贸代表团,包括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SK集团会长崔泰源、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宣、LG集团会长具光谟等韩国商业巨头的掌门人。
访问期间,中韩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双方共同见证了15份合作文件的签署,内容涵盖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交通运输、经贸合作等多个关键领域。 李在明在访华前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韩国始终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将一如既往地秉持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 他还专程前往上海参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追溯中韩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 李在明将2026年称为“韩中关系全面恢复元年”,这与前任总统尹锡悦时期强调“价值观外交”、偏向美日的路线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韩国积极改善对华关系相反,日本在高市早苗的领导下,在对华政策上日趋强硬。 高市早苗多次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声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并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局势。 这些言论被中国外交部称为“战后80年来最危险的挑衅”。 作为反制,中国商务部在2026年2月宣布,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等20家涉及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企业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另将斯巴鲁株式会社等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
中方明确指出,此举旨在阻止日本“再军事化”,遏制日本拥核企图。 这些精准的经济与技术反制措施,对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的日本高端制造业企业产生了实质性冲击。 尽管面临中方的强烈反制,高市早苗在2026年2月的国会施政演说中,仍将中国称为“重要邻国”,并表示要“全面推进与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但同时大肆渲染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军事活动”,并宣布将在年内启动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意图大幅增加防卫开支、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
这种矛盾的表态,被分析人士视为试图在安全上靠拢美国的同时,在经济上避免与中国彻底脱钩的两面派手法。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驱动日韩做出不同选择的关键外部压力。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延续了“美国优先”的贸易策略,以关税为杠杆,迫使盟友进行巨额对美投资,以推动产业回流美国。 2026年2月20日最高法院裁决后,特朗普迅速启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宣布从2月24日起对全球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随后又将税率提高至法律允许的顶格15%。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表示,总统仍有其他法律工具(如232条款和301条款)可用,并放话“必要时随时能对中国商品加税”。 这种高度不确定性和交易主义的政策,让盟友面临巨大风险。 日本选择全面配合,迅速兑现投资承诺,以换取关税优惠和安全承诺的确定性。
而韩国则看到了日本的前车之鉴:即使付出了巨额经济代价,日本在美国面前依然缺乏主导权,只能被动承受。 因此,韩国宁愿承担关税上调至25%的风险,也不愿轻易兑现3500亿美元的承诺,并试图通过法律和外交途径进行周旋。
日韩两国虽然同为美国在东亚的盟友,但彼此之间的关系在李在明政府上台后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与尹锡悦时期积极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不同,李在明在对日关系上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 他明确表示不愿在军事合作层面与日本进一步深化,与日本右翼政府划清界限。 2026年1月,李在明在访问中国期间,专程参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强调中韩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
这与高市早苗政府否认历史、参拜靖国神社、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的右倾化路线形成了直接对立。 尽管两国在2026年1月举行了首脑会谈,并在供应链、新兴技术等领域达成合作,但李在明强调的是“中日韩合作”,而高市早苗只提“韩美日协作”炒股配资网站问必选,这反映了两国对区域架构的不同愿景和根本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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